《三国志演义》是一部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中国古代小说巨构，叙述了后汉末年至司马氏统一全国近百年间的政治矛盾与军事冲突，展现出魏、蜀、吴三方势力集团之波澜壮阔的争夺场景。故事内容丰富，情节错综复杂，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作品显示出强大的艺术魅力。它不仅一直深得中国广大民众的喜爱，而且早已传播于域外，受到多国人民的欢迎并获得很高的评价。
甘肃省图书馆藏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来源：《<三国志演义史话》）
这部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流传久远，以至于历代以来，诸多文学和文艺工作者都曾进行过加工与再创作。宋元时期，民间伎艺人对其在书场里声情并茂的讲唱和舞台上精彩绝伦的演绎，使之更加熠熠生辉；元末明初，作家罗贯中独具匠心，擘划经营，在这些极其繁芜的艺术材料基础上，参订史实、采摭传说而编撰成书，诞生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又在已有文本基础上进行修改和批评，形成了通行至今的读本。
众所周知，罗贯中的小说是由宋元讲史平话发展而来的。所谓“讲史”，即“讲史书”之略称，是当时民间“讲说前代书史文传”的一种专门伎艺，而它的简略纪要或提示性的文字底本，通称为“平话”(或作“评话”)。讲史的故事题材取自史书，临场所说的科目也往往直接冠以历史典籍的原名，但是它的内容却与史实很有出入，宋朝时期，耐得翁《都城纪胜》、宋吴自牧《梦梁录》均对此评价道：“大抵真假相半”。
如今留存的平话刊本，有《五代史平话》《平话三国志》《三国志演义》史话等，至罗贯中则进一步依傍于史书。据明弘治间蒋大器《国志通俗演义序》、明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按“平阳”下落“侯相”二字，“陈寿传”即指陈撰《三国志》），对前代瞽传评话乃改其“言辞鄙谬”，“去瞽传诙谐之气”，而其书首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或“按平阳侯陈寿史传”），小说的书名也因袭前代《三国志平话》的成例，仍以陈寿史籍为其名。今见明代早期刊本所题(除繁复的附加语词外)，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三国志传”“通俗三国志”等，甚至还有直接用“三国志”的。罗贯中小说原著最初的题目究竟叫什么，因缺记载而无从准确地获悉，但由早期刊本的题署可知，其所“演义”、所“传”的则是《三国志》。所以罗贯中的书题中“三国”之后必有一个“志”字，是无可或疑的，不少近人将其称作“三国演义”，即“三国”后无“志”字，其实并非罗贯中本来的命意。
《三国志演义》以历史为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真实感，但是罗贯中所写的毕竟是通过自己的美学理想构筑出来的艺术作品,并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三国故事在长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如同小说史上其他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样，尽管其在各阶段所产生的故事与人物形象基本接近，但还是存在着种种差别。如《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性格与《三国志平话》、元明杂剧孔明戏以及《花关索传》中的就有很多不同。这些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四个因素：一是历史故事初始的真实故事；二是历史上可资汲取的其他有关故事；三是前代传说与创作的艺术沉积；四是创作者(包括口头传说者、民间伎艺人与作家)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及其本人的生活经验、思想与文化艺术素养。这四个因素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合，最终促使故事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特别的阶段性。
回顾三国故事发生、演变、发展的一千多年历程，从三国史事发端，到历经野史传说，再到讲史、杂剧的再创作，最后由作家加以重新编撰，终于形成具有很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小说巨著。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问世后，又不断地被传抄、编刊、评点、翻译，乃至出现多种续书再创作，被频繁改编为戏曲和说唱文学作品，一直活跃在舞台、书场甚至当代的影视屏幕上。（参考：《<三国志演义史话》，作者：陈翔华，文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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