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重要步骤,是日本妄图独占中国东北地区继而灭亡全中国、称霸亚洲、称雄世界的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行动,是对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乘美英帝国主义困难重重、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内战的时机,从各方面加强了侵华战争准备:1.大造侵华舆论;2.大力扩充军备;3.加紧军事部署;4.制造借口,挑起事端。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了炸毁张作霖专列的“皇姑屯事件”。这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计划、独立守备队东宫铁男指挥日本工兵干的,无疑是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1931年7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事后,日本反而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掀起暴力排华事件。
8月,发生“中村事件”。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察,被我东北屯垦军第3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将其处决。日本利用这一事件,将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
9月,日军精心策划了柳条湖事件,挑起了侵略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工兵河本末守按照预定计划带领士兵数人,用炸药将沈阳市北柳条湖的一段铁路炸毁,企图颠覆长春至沈阳的列车,以嫁祸于中国,借以挑起事端。日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川岛率105人到文官屯南进行策应,并担任现场指挥。
22时20分开始爆炸,因爆炸效果不好,只炸弯了一条1.5米长的钢轨,毁坏两根枕木,列车安全通过。但是,日本制造借口的目的已经达到。在爆炸的同时,河本一面向中国驻军所在地北大营方向开火,一面用贼喊捉贼的手法向川岛报告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正在激战中。”担任总指挥的板垣接到川岛的报告后,传达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命令事先准备好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立即出动,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突然袭击。
到19日晨,沈阳全部被日军占领。
在日军突然袭击沈阳的同时,驻“南满”和奉安铁路沿线的各地日军也纷纷出动,向各地中国军队大举进攻。由于倾全力于“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日军迅速占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战争尚未结束,又得寸进尺,不断寻衅,一面加紧向华北渗入,一面又把上海作为它侵略的目标。
1932年1月21日,日军借口所谓一日僧被殴事件,向国民党上海市当局提出惩凶道歉、抚恤和解散反日团体等无理要求,同时向上海增兵。
1月28日,日军无理要求占据闸北,扩大日军陆战队占领区域,未待容复,即于当日夜突然向闸北发动武装进攻。中国第19路军在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连续打退了疯狂进攻的优势日军,迫使敌人三易主帅,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骄横气焰,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妥协,最后仍告失败。
日本军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以后,就把有着丰富资源、处在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作为它进一步侵略全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称雄世界的基地。所以,九一八事变不仅揭开了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因此,它同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土地上驱逐出去。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击。”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再次号召:“全国的民众......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和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同日,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同时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总的来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武装抵抗,救亡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尚处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忽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因此,在党的宣言、决议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左”的观点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反对向帝国主义妥协、主张坚决实行武装反抗等基本方面,都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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