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真正的文人,都以做御用文人为耻,追求着一种气节,勇于“我手写我心”,不惮直面气节与良知的拷问。这种文人越多,就证明这个朝代不是指望“文字狱”维护统治的好时代。
唐代就是这样一个开放宽容的时代。你们文人哼哼唧唧地写一些怪话酸文,是你们骨子里带着的臭毛病,你们忧国忧民的态度,多半只是为了一点混吃混喝的稿费,并不影响我们的统治,管得越宽,越糜费政府宝贵的精力与财力,不妨大度一点。
统治者越是大度,奇哉怪哉,这些文人却越是收敛,倒是不知觉地形成了双方的良性互动。其实,盛世之下,只要文人们内心不是太阴暗,又哪里有那么多的黑暗让你抨击。通常说来,越是乱世,上层统治者越是不自信,为了维护正统地位和帝王光环,才想去掩住悠悠众生之口,没被收编的文人不甘心被封口,才致力于反唇相讥,开启了对抗的坏循环。
回过头来说白居易为首的唐代文人,为什么敢于写《长恨歌》这样的作品,既与唐代统治者的宽纵存在联系,也与本人本身比较收敛,没去号召暴力的革命起义有关。说到底,还没有陷入上文所说的恶循环。
首先,统治者比较包容,李唐有胡人血统,也有隋朝皇室血统,没有太多封建礼教的束缚,官方对于言论管制不够严厉,没有刻意去做针对民智的降维打击。
其次,不唯白居易敢写长恨歌,李白、杜甫、李商隐这帮哥们也都不是能管住嘴的角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敢说话的多了,未免有些法不责众之意。
然后,白居易比较善于把握尺度,诗句中说的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没说唐皇,哪怕你把情节再往唐皇身上联想,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影射”这个词太宽泛,很难入刑。
最后,白居易的诗句里,即便后世的唐代统治者一看就知道是说的唐明皇,可人家重点描述的是爱情,没有权力倾轧官场政治这一些敏感因素,传达的是警喻后人不要太过“重色思倾国”这种正面积极的思想。
当然,粉丝基数比较多,并且走向国际化,或许也是他们“逃脱法网”的一个隐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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