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在()年召开）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回忆大革命失败和在革命低潮中奋起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时说：“在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中，党员人数最多不超过六万人。被人拍在地上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像一筐鸡蛋，砸了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被砸了，重新捡起来，孵出小鸡。我中枪了，很生气，又做了一次。我干得不错。”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政策和白色恐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怕砍头不怕流血的革命精神，开始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他们历经艰难曲折，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造性地开展和加强了党的政治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大好局面。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一时期，党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倡导“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

1926年，我党提出了“一切工作都要归支部”的要求。但在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期间，军队中的党组织是建立在团的基础上的，未能扎根基层，难以形成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27年9月，毛泽东利用江西永新三湾村秋收起义的余孽，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支部建在连上”，有效地解决了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从此，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凝聚力和战斗力空前提高。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指出：“红军打得那么苦，没有打散，是一个重要原因。”党指挥枪的原则就这样确立了。

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对党支部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28年10月，中央提出“支部是党的政治到达群众的枢纽，支部生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的重要结论，强调：“没有支部生活，党就永远没有基础。”同年11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明确提出了“改善支部生活”的要求，强调：“所谓支部生活，不只是开会，听政治报告，交党费，最重要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和工作问题，不论是工厂、学校、军营、农村、街道，范围虽小，却各有各的。这是每个支部、每个同志的任务。这些工作必须充分进行，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才能成为群众的领袖。”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针对支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议要政治化、实用化”和“每个同志都要政治化、实用化”的要求，并在支部会议中明确提出“首先是解决问题”、“其次是教育同志”。这一系列规定和要求，着眼于强化政治功能、改善支部生活，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为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供了依据。

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命题。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无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和盲目激进主义残余，系统地回答了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通过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军队，从而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要“在组织上，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执行纪律，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纠正极端民主化和各种非组织化的观点和倾向。二是明确了党的组织建设的目标，使党的组织确实能够承担党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了一些纠正组织涣散和如何使党员有兴趣参加会议的具体措施。三是首次提出“使党员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防止批评的主观随意性和庸俗化，“用证据说话，批评要讲政治”。第四，明确了红军的政治属性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坚决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服从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为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服务，同时承担战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此，决议规定，红军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并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定型。

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熔炉”的思想，强调“要把党变成共产主义的熔炉，要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的思想而奋斗的新党员培养成阶级觉悟最高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围绕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农村革命战争环境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把军队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指明了方向。

坚持党的领导，在局部执政的尝试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1931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是“一个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为群众操劳的国家”，是党在极其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下治理国家的一次伟大尝试。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党的领导人制定并颁布了他们的第一部宪法大纲，组织了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选举条例，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苏区的广大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什么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任何力量都无法打破，根本无法打破。”他发出了“真心实意为群众利益工作”的号召，要求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关心人民生活，担负起“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我们是人民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重任。因此，我们党紧密联系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两大任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教育文化事业、实行男女平等、破除封建陋习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政权机关的廉政建设，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先后惩处了谢步升等一批腐败分子。“苏联干部作风好，自带干粮到办公室。穿草鞋搞革命，晚上打着灯笼去看望贫农。”这首《兴国山歌》，唱出了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左”倾错误对党的政治建设的严重危害及其教训

土地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1937年，毛泽东在第《矛盾论》条中，根据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到复兴的经验教训，进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一个政党必须依靠自己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这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指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关键。“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地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绝对化，一切照抄照搬，导致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的判断、革命发展道路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在组织上，“左”倾政党为了贯彻其错误路线，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宗派主义和过分的党内斗争，进行了严重扩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组织惩罚的斗争，对坚持正确意见和原则的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致使大批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或诬陷，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打击，严重地践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大大地削弱了党的力量。惨痛的教训警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决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我们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在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结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书是应该学习的，但是必须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取决于中国同志对中国情况的了解”。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系统地批判和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政策，使党在全民族抗战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主动权。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深刻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突出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为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保证。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与党的政治建设的成就

面对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我们党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红军战胜了部队围堵敌人的凶猛残暴、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的错误思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载入史册的长征，实现了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可以说，一部惊天动地的红军长征史，就是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定理想信念、走好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巩固政治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防范政治风险，从而赢得战略主动、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历史。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与共产国际断绝联系后独立召开的。这是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和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成功范例。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充分的讨论和严肃的批评，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在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成熟的开始，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同分裂党的活动作斗争，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等人以反对四中全会分裂党为名成立“中央委员会”，并于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自认为枪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先是部分行动，口头上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然后企图分裂危害党中央。最后，他执意南下，公然另立“中央政府”。由于张错误的政治方向和错误的指挥，南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工作大局为重，始终不渝地争取张，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严肃的党内斗争和多党教育，取得了反对张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使党和红军免遭灭顶之灾，有力地维护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