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稳中求进体现的哲理）

来源：经济日报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推进改革，善用好时机善用好效果，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这是我们党在应对世纪之变和世纪之疫的实践中积累的做好经济工作的又一重要规律性认识，需要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中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

历史逻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

历史是对过去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总结。从这个维度看，我们党对稳中求进规律性的认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客观规律形成的。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渴望成功，认为仅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许多制度不健全，各方面的管理和监督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经济工作中还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经济建设走了很多弯路。当然，克服急于求成的倾向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强调稳定是对的，但是过分强调稳定，就会失去机会。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来指导经济工作，如何处理好政策调整的“热度”，成为我们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

为应对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中国不再采取此前的“急刹车”调控模式，而是坚持控制总量，实行动态微调，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基于对“稳”与“进”关系的新认识，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做到稳中求进。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继续实施稳中求进的方针。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创下阶段性新高，通胀压力明显加大。今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考虑到统筹推进改革和稳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从2011年开始，“稳中求进”成为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并被明确为“工作总基调”。历史事实表明，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有助于我们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有效避免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

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理论植根于历史逻辑，是历史逻辑的演绎和升华。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植根于历史发展大潮的土壤，并逐渐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进程，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回顾历史发展进程，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科学阐述了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稳”与“进”的关系，为深化对坚持稳中求进规律性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深化了对坚持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正确的思路和政策，还要有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回顾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工作时，突出强调了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后，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们党也适应形势发展，不断丰富稳中求进的内涵。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总基调提升到治国理政重要原则的新高度，强调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整体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强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推进改革，用好时机、取得好成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这些都意味着，稳中求进的规律性认识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从理论上看，稳中求进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创新和传承。

实践逻辑：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现实需要

理论和历史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是实践逻辑的归纳和升华。坚持稳中求进规律性认识的实践逻辑，体现为对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公认的规律，在实践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走到哪里都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面对百年变局和百年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尤为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切实把对坚持稳中求进规律性的认识转化为对各项改革发展措施的创新和完善，用好时机、发挥好效果，更好地稳定宏观经济市场。

首先，应该加强政策。政策调整的主要依据是经济指标的预期趋势值与目标值的偏差。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客观上要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量入为出。尤其不能把“加强逆周期调控”等同于“大水漫灌”。“大水漫灌”的主要问题不是政策的力度，而是政策资源配置效率低，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考虑到一次性政策力度过大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在实践中可以探索采取小而高频的操作模式，预留适当的政策效果观察期，边试边看，尽量防止政策“超调”。

第二，手术时间要提前。多年的实践证明，政策在经济繁荣阶段不能“踩油门”，在经济下行阶段也不能“踩刹车”。而是要根据相机做出选择，注重时效性和前瞻性。考虑到当前经济运行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况，稳定经济的政策要早出台、快落实，特别是那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应该提高政策效率。只有不断创新政策资源配置方式，让单位政策资源发挥更大作用，才能从根本上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在总量层面，政策要跟上供需双方主要矛盾交替变化的节奏，针对经济运行的短板和软肋，做出动态的政策和定向的努力，促进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在行业层面，可以考虑提前探索和设计行业的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中间进行必要的调整应尽量给市场主体留下充分的适应期，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好地稳定投资者的预期。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宋瑞丽，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