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西安事变，我是主角，当然由我负责

　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西安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然而，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西安事变……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看来西安事变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一、杨虎城想“挟天子以令诸侯”

由于蒋介石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思想，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为所动，蒋介石一怒之下决定把东北军调到福建予以改编，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者河南。此举意在瓦解张、杨实力。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杨不得不放弃原来联合西南、西北、山东、冀、察等方面力量胁迫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计划，改为举行所谏。根据张学良所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特别是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张问杨，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二、密嘱终成导火索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并未在座，致使张、杨产生疑惧。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蒋介石的密嘱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市各报亦不必发表为妥。中正。十二月九日。”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举行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住在京西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均为杨虎城部拘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长室。这件密嘱即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

“西安事变”是历史的正确选择，但它为什么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六十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从以上分析看，蒋介石的密嘱也许是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

三、蒋介石的丑态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被人“护送”到西安“绥靖”公署，当张学良出现在他面前时，蒋介石装腔作势地对张说：“如果你还承认你是我的部下，你应立即把我送到洛阳，否则你就把我枪毙了吧！”

“我是不是你的部下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是以中国老百姓的资格，对你说几句话。”张学良避过蒋介石的锋芒，缓缓地说道。

蒋介石听了一个劲地摇头：“你不必说，说我也不听。”说完便合衣仰面躺在床上，用被子把头一蒙，张学良只好退出。

对于蒋介石，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里的中下级官佐，无不恨之入骨，很多人主张把他枪毙。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起见，与杨虎城说好，命人把蒋介石从“绥靖”公署移到金家巷张的公馆对面、高桂滋的住宅里。当时，天已昏黑，蒋介石一见来人身上带有手枪，以为要枪毙他，就战栗发抖地说：“这是公家的地方，我死就死在这里。”说完又一次合衣仰面躺在床上，用被子把头一蒙。

蒋介石认为，他这次被扣，有共产党参与其间，必死无疑，遂准备了给宋美龄及其子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给宋美龄的遗嘱大意是，余死之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祝上帝赐福予等。给蒋经国、蒋纬国遗嘱的大意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四、杨虎城最初反对放蒋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曾提到，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几与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的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迅速激化。

在缓和张、杨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举行多次谈判，在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劝张“稍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对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即为平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国抗战，直到彻底胜利。(曾道红文　军事史林供稿)

来源：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