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刚刚过完103岁生日的杨苡，将翻译称为“游戏”，这足见她的个性，事实上，“这是一种玩法”是她现在的口头禅。

女儿赵蘅有时甚至觉得母亲就像一个小女孩，“并不是她样子有多年轻，而是她仍然思维活跃，活力四射，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好奇”。

杨苡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是著名翻译家，代表译著《呼啸山庄》畅销数十年。近日，她和兄长杨宪益合译的新书《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妈妈的创意，也是她定的书名。舅舅生前，妈妈与他商量过这件事，她很重视这本与哥哥共同的译著。”赵蘅介绍。

一同出版的还有赵蘅的《我的舅舅杨宪益》，“妈妈和舅舅翻译了很多经典著作。但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了不起，用我妈妈的话说，‘我哥总说自己是翻译匠，那我就是练笔吧’。”

如今，杨苡仍生活在南京那套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里，屋子里摆着很多老照片，记录着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和重要的时刻。

常跟着哥哥杨宪益去书店

“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2021年5月，一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上映，影片最开头响起的是百岁杨苡的声音，将她的身世娓娓道来。

赵蘅告诉记者，杨苡出生两个月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我外公是当时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我外婆很要强，也重视教育，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她不分男女都要求他们好好读书。”

三个孩子后来都学有所成，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英译了百余种经典名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苡的姐姐杨敏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顾随，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杨苡小学和中学上的天津中西女校，“在那里，妈妈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中英文基础。”赵蘅介绍。

杨宪益是杨苡一生最崇拜的人。《九零后》纪录片中，百岁杨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最欣赏的男的当然是我哥哥。”

“哥哥爱护两个妹妹，妹妹佩服哥哥，他们的感情一直特别好。”赵蘅说。

小时候，杨苡总拽着哥哥的衣袖跟来跟去，到书店买书、看电影、逛市场都要跟着，以至于杨宪益的同学开玩笑说杨苡是“小巴儿狗”。

杨苡曾跟赵蘅说起与哥哥一起买书的经历：“妈妈受舅舅的影响很大。小时候她常跟着哥哥去书店，哥哥说这个书好，她就拿着，都听哥哥的。”

而在杨苡的回忆中，哥哥总能满足她各种心愿。杨宪益是家中独子，待遇远在妹妹之上。“我要这要那的，母亲不允许，但跟在我哥后面，就是另一回事了。每逢我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我就拉拉他的衣服，他问一句，想要？我点个头，他吩咐一句‘要这个’，就解决了。”

1937年，杨苡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南开大学。没想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轰炸让南开大学沦为一片焦土，师生被迫南迁，杨苡也希望能南下继续学业。“在英国留学的舅舅也写信回来，劝外婆允许妈妈离开天津，说妈妈的性格不适合留在沦陷区。”赵蘅说。

于是，杨苡和几个同学一起坐船从天津到香港，再绕道越南，最终抵达昆明。

“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

“妈妈兴趣非常广，她喜欢文学、电影、戏剧，还学过跳舞。”在赵蘅看来，母亲杨苡走上翻译之路，除了杨宪益的影响，还有沈从文与巴金的推动。

杨苡到了昆明后，与同住在青云街的沈从文相识。她本来想上中文系，但沈从文了解她的情况后，力劝她进外文系。“他说我妈妈英文底子那么好，不适合去读线装书。他很有预见性，是我妈妈人生大方向的指路人。”赵蘅告诉记者。

沈从文常常鼓励杨苡多读书，不要荒废时间。晚年杨苡仍然记得，夜里自己要睡觉了，对面楼上沈从文的房间里还亮着灯。

巴金一直通过书信影响着杨苡。在天津读中学时，杨苡就开始与巴金通信。“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巴金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这样的通信伴随着两人境遇的起起伏伏，持续了一生。

杨苡曾向巴金表示想做《家》中觉慧，巴金不赞成，回信劝她先把书念好。大二那年暑假，杨苡与赵瑞蕻结婚，生下大女儿。之后，她应在重庆避难的母亲要求，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学业。

1942年6月，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1943年底，巴金在信中谈到了翻译：“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书……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

巴金是直言不讳的。1950年代初，他看了杨苡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后也曾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从那时起，杨苡“下决心让我的译文或译诗必须要为读者着想，要经得起行家对照原文推敲”。

英美文学专家陈嘉对杨苡的翻译生涯也有影响。2002年，杨苡在《天真与经验之歌》的译后记中，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在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的日子，陈嘉教授“朗读英诗时那种柔和委婉的音色和铿锵有力的吐字永存在我的记忆里”。她还记得黯淡的灯光下，陈嘉一字一句对照修改她翻译的诗，连押韵和节奏也要推敲。《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中，杨苡所译诗歌很多都是在重庆做学生时完成的。

杨苡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的故事，是在天津读中学时，她看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魂归离恨天》，就被深深吸引。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借读时，她在图书馆读到《呼啸山庄》的英文原著《WutheringHeights》，萌发了翻译这本书的念头，还写信告诉了巴金。

听说杨苡打算翻译《呼啸山庄》，巴金很高兴，他回信鼓励杨苡，并提出要帮她出版。“你要译W.H.（《呼啸山庄》英文书名缩写），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

在杨苡之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本书，他的英文很好，却把书名译为《咆哮山庄》。“妈妈对这个书名不以为然。”赵蘅告诉记者。

1954年春，杨苡翻译这本书期间，恰逢丈夫赵瑞蕻被外派到民主德国教书。一天晚上，窗外狂风呼啸，雨点打在窗户上，此情此景，犹如亲临《呼啸山庄》的故事中。“就这样，妈妈的灵感突然来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苡确定了“呼啸山庄”这一书名。

巴金也没有忘记10年前的承诺。1956年，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次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的40多年里，这一译本多次再版，至今仍然畅销。

“等待与希望”

在南京定居的杨苡，晚年总惦记着要去北京看哥哥。“妈妈一般年末来北京，因为舅舅的生日是在冬天，她要陪舅舅过生日。”

赵蘅还记得，2009年春天，杨苡离开北京前在杨宪益家聚会的情景，“我妈妈还像小妹妹一样倚着舅舅，有一种撒娇的感觉。分别时，舅舅笑着，妈妈已经哽咽了。”

这是杨宪益和杨苡最后一次见面，半年后杨宪益去世。哥哥不在了，杨苡再也没有去过北京。

今年8月之前，杨苡生活仍都基本自理。“她自己洗漱，保姆只是在旁边看着避免她摔跤。她在家里都是用助步器自己走。8月时，妈妈生了一场病，最近渐渐恢复走路，精神也越来越好。”赵蘅介绍，杨苡喜欢靠在床头看报看书，还是电影电视剧的热心观众，“有喜欢的电影，她还会让保姆打电话叫我看，常常我在北京，妈妈在南京，我们看同一部电影”。

“她还有微信呢，虽然不会发消息，但天天都要看朋友圈。”赵蘅笑着说。

杨苡家中充满怀旧、艺术和童真的气息。沙发靠背上和柜子里摆着可爱的玩偶，大多是亲朋好友送的，还有一个玻璃柜专门放各种各样的猫头鹰，有布的，有瓷的，有金属的，“妈妈视猫头鹰为智者。”赵蘅告诉记者。

对于布置房间，杨苡至今都兴致勃勃。最近她刚出院，身体还在恢复中，便又想要挪动家具。“我很佩服妈妈，这是一种对生活的热情吧。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活在美中间。”赵蘅说。

杨苡一直记得1997年最后一次见到巴金时的情景，那时巴金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他坐在轮椅上，仍使劲对杨苡说：“多写，多……写！”1998年，杨苡与人合译完成《我赤裸裸地来——罗丹的故事》后就停止了翻译，但这些年来，写作一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到现在，妈妈都喜欢给自己列创作计划，大量的文章题目，基本上是忆旧，虽然她已经很难完成了。”赵蘅说。

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杨苡一如既往地认真，用她的话就是文章写出来要“摆一摆”，放上几天，再反复修改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她偶尔还会写打油诗，或者写字条让保姆拍下发给赵蘅，“妈妈日常交流也喜欢用文字表达”。《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出版后，她在给赵蘅的字条上这样写道：“书印得好，我相当满意，感动得眼眶发湿。”

“妈妈很喜欢念稿子给我听，念完会问，‘这样写行吗？’那样子真的非常可爱。”赵蘅说，她总觉得母亲身上有一种时间凝固了的感觉。

1937年冬天，18岁的杨苡在读完《基督山伯爵》的英译本后，非常喜欢故事的结局，“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当时，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她只能待在家中。在给同样身处沦陷区的巴金的信中，她写道：“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巴金在公开发表的《感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40多年后，1980年底，听说巴金腿受伤后，61岁的杨苡在给巴金的贺年片中又写上“Wait and hope”。巴金回信中聊到了1937年的那封信，又说，“我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又是40多年过去，“等待和希望”仍是杨苡最爱的句子，不断出现在她的题词、文章和采访中。（记者 刘梦妮）

参考资料：

《杨苡百年回忆录》，杨苡口述，余斌整理，名人传记月刊

《雪泥集》，巴金著，杨苡编注，三联书店

《青春者忆》，杨苡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