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阿房宫赋》和苏洵的《六国论》起笔谈到齐楚燕韩赵魏六个诸侯国灭亡时使用了不同的表达，《阿房宫赋》为“六王毕”，《六国论》则为“六国破灭”。从通常理解看，二者的意思无疑是一样的。既然如此，那么二者则完全可以互换。事实是二者一旦互换，就打破了文章的自洽语境。
《阿房宫赋》与《六国论》虽然论述的对象不同，但无疑都在探究一个国家由衰败至于灭亡的原因。由于认识不同，也由于其创作目的有别，二文的结论自然不同。
《阿房宫赋》在总结秦败亡的历史教训时，顺势也把六国也带了进去，拿六国与秦同等看待：无论秦还是六国，它们的灭亡都在于不爱其民。其文的基本逻辑是，统治者为了一己之享乐，不惜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横征暴敛，强取豪夺，骄奢淫逸，穷奢极侈，完全不顾人民之死活，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时，“独夫之心”却“日益骄固”，因此灭亡，理固宜然。这样看来，《阿房宫赋》是从统治者与其治下人民关系的角度立意，“六王”是相对于“人”（民）来讲的，改称“六国”则无法自洽。
而《六国论》则不同。它的结论不是六国不爱其民，而是根源于“赂秦”。其文完全抛开君与民这一对矛盾关系，从国与国的矛盾关系入手进行立意，论述六国灭亡之根源。其基本逻辑是：为国者受到强敌的讹诈胁迫，妥协退让，割让土地以求苟安，赂而力亏，至于颠覆，因唇亡齿寒，不赂者也不能独完。这样看来，“六国”是相对于秦国讲的，改称“六王”也无法自洽。
从“六王”和“六国”两个概念本身入手看，二者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
“王”是一个个体概念，“国”则是一个群体概念。“六王”借指六国，同时也暗示了六国乃六王之私天下。既然是私天下，那自然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这种身份本质的自我认同，必然会导致“王”之私欲极度膨胀，予取予求，无视民瘼。而这种合乎人性发展路径的推导与《阿房宫赋》所描述的基本逻辑完全一致。“六国”是直言，一个“国”字，给人庄重自尊的感受、即便这个“国”仍然属于私天下的范畴，但它却有意无意地把也许对立的王与民捆绑在了一块，成为群体的族，国灭，族则会沦为异族铁蹄下的低贱生灵。因而国灭就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败亡，而且也是整个民族的沦亡。苏洵的《六国论》针对宋王朝面对北方少数民族西夏辽政权一味妥协退让，输绢纳贡以求自安而发，其民族主义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六王”“六国”，一字之差，却充分体现了两位文学大师的为文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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