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十几个小学同学再次见面聚餐。席间我们聊了很多,从学校到老师,从老师到同学,聊得非常开心。每次同学相聚几乎都是我倡议的,因为我只读过小学,可怜巴巴的只有几十个小学同学。其他同学,绝大部分都于1970年进入了太原市第14中学“复课闹革命”,有的上完了初中,有的上完了高中。
退休后的同学们见面次数不多,每次相聚都是又悲又喜,悲的是总有个别同学去世的噩耗、也总有个别同学不愿意见面的信息;喜的是能见面就说明人依然健在、生活状况和心情还说得过去。我们班里曾有五十多名同学,这次到的只有十一名。
席间,突然有人转移了话题,当年任班长的一位男同学(很诧异,他依然英俊潇洒、个子高高的、而且展展的、并且还在上班)大呼一声: “颇为遗憾啊,怎么全班同学里就没有一对儿成为终生伴侣的?” 根据饭桌上的酒后“坦白“,两位女同学承认曾收到过男同学的“情书”,还有一位男同学则直接向女同学表白过爱慕之心,结果是三位男同学均遭婉拒。我算前两者之一,写的最多,但封封如“泥牛入海”。一位女同学告诉我,“她让我看过你写的信,你收到她的回绝信了吗?” 我没有收到回信,只记得是那位同学的大哥亲口对我说的一句话:“你们的事不行,因为将来生出的孩子也还是小地主!”
做为“六六届”级小学毕业生中的一部分,我们简直就是一群“倒霉蛋”,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每天饿的头晕眼花;不仅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全班只有一人成为工农兵学员),而且失去了自由恋爱的权利。
看着转眼间变得“年老背又弯”的一个个身影,我不禁诅咒那个年代,由于封建思想作怪、阶级成份论作祟,那时的人们(无论老师还是学生、无论家长还是孩子)绝大部分没有了正确的是非观念、丧失了独立人格。
通过出国工作和留学,我后来算是断断续续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并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即使如此,我的一位哥哥也一直不认同我的学历,认为我的学历是“混”出来的。哥哥认为学历必须正常程序、按部就班完成。按照如此观点,我以为那些“六六届”小学毕业生中的出类拔萃者,他(她)们的学历十有八九也是“混”来的。曾担任北大校长的林建华的错别字事件给了我莫大安慰,他和我是同龄人,而且我坚信他也没能享受到自由恋爱的权利。按照正常情况,哥哥的观点是对的,但我们遇到了非正常状况。
此时此刻,想起了有位名人说过的一句话:“国家的每一段弯路,都会至少耽误一代人。” 我相信,被“弯路”耽误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群人,而是整整一代人。
就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又得到“同学李三宝因病去世”的消息。迄今为止,我们班至少有三位同学不在了,分别是:李玉茹、李妹珍、李三宝。衷心希望,班里还健在的同学都能参加约定好的下次的聚会;也希望国家刚刚倡导的共同富裕政策能切实惠及那几个生活的有失尊严的同学;更希望出席下次聚会的人数能超过十一个。
对了,这次聚会我给老同学们传了福音并用斯拉夫语唱了一首教会歌曲,得到了至少一位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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