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的二维码?二维码 上海话?上海方言中,2和二的读音可能是最烦的,本文只说“二”,这次疫情封控期间“二”字也多用。这是民国初期上海滩社会小说《新歇浦潮》中的一个情节。这种书写习惯一直延续了下去,钱乃荣教授著《上海方言》引用1948年一段唱词也是这样的:“二夫妻游码头游到内地”,如将“二夫妻”读成“尼夫妻”不像话,只能读“两夫妻”的。这种约定俗成已成定例,也写进了《上海话大词典》。
在上海话中,“2”和“2”的发音大概是最讨厌的。本文只说“2”,疫情封闭期间也常用“2”这个词(“二维码”)。我给你讲一个和“二”字有关的故事。
第五,傅是满清皇室的败类。家道败落后,赚钱无处可去,他别无选择,只能偷卖祖先传下来的古物。家里原来的梅、兰、竹、菊四瓶是康熙的官窑,其中的“竹瓶”早就被他偷去卖了。这一次,他想偷并卖掉另外三瓶酒。古玩店的赵老板知道后,让他偷出来卖给自己。他答应了,但要给“两千两”银子作为“运动费”,才能“买通”。得知得到了赵的银票,回府途中偶然路过赌场,忍不住手痒了进去。他几下子就输掉了银票。后来赵来找我们,“只好推着头(托词)说两千银子不够开销,还需要两千银子才能发货。”事情终于“拉长”了。这是民国初年上海社会小说《新歇浦潮》(第11回)里的一个情节。
方言里的“两千”怎么发音?答案会是“两千”。但“儿”在方言中本来就是念“n”的,比如序数中的“1234”、“农历十二月十二日”等。“两千”读作“你前”吗?好像不太对。这个例子说明,在表示量的时候,为了方便实际书写,往往写成“二”,再读作“二”。这种写法在民国初年大量出现,当时上海滩上出版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当年用的上海话很多,很多都是以“二”作为“二”的例子。这个写作习惯一直延续着。钱乃荣教授在他的书《上海方言》中引用了1948年的一句歌词,说“两对夫妇由码头游到大陆”。比如把“两对夫妇”读成“尼泊尔夫妇”就不合适,只能读“两对夫妇”。这个约定成了规矩,也写在《上海话大词典》里。此外,量词前“二”的读音也有所不同,如“买一头两斤的龙虾”中的“二”,是守旧派的读音。
有趣的是,这也和钱有关,而且是同样多的钱。1946年沪剧剧种《警察访问》写“两千块钱”:“两千块钱一只脚”(这是店主逗警察说的,就是抖脚值两千块钱)。在另一部用上海话写的小说《三轮车》里,和司机讨价还价的“我”也写了同样的话:(带我去一趟)“3000元的结尾太大,2000元的结尾太多。”(3000元太大,2000元差不多)两篇文章均选自《杂格咙咚》这本书。作者不是小说家,是语言学家倪海曙老师。他的用词严谨准确是必然的。
当十位数中的“二”字变成“二十”时,就有了两种读音。一种是“二(n)十”,用在“正月二十”、“十二月二十”等农历日子。这种发音一直保留在松江府的老居民中,或者说是上海话中。二是读“读书”,比如“读一个人”、“读一个苹果”。
我遇到过两个带“二”的字读不准或者方言里不应该读的。二恶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因人类活动而产生严重毒性。可通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进入人体,对健康造成危害。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二恶英”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如果这个“二”在方言中读作“二(n)恶英语”,人们能听懂吗?如果读成“二恶英语”怎么办?我也看不懂。我听别人用的时候,都读成了“er(呃)恶英语”,意思是“Er”读成了普通语音。后来出现了“二维码”,其中“二”不能读作“二(n)二维码”或“二(ling)二维码”。可能有人看过,但是不流行,所以要读成“二维码”。
二维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核酸采样之前也使用过。从最初登录健康云,到登录应用代码,扫描了二维码。最近手机上有个“浦东西瓜小阿弟”聊“本地八卦”的视频。其中一个说起村里通知做核酸采样,还拿着扩音器挨家挨户喊。易建议成立一个微信群,把“二维码”打印出来,贴在村委会门口。为什么不用手机直接扫描呢?整个视频讲的都是浦东八卦,但是说到“二维码”,小阿弟既不说“二(n)二维码”,也不说“二(ling)二维码”,而是放了一个普通话的“二(r)二维码”!
这个带“儿”的新词有望在未来出现,而且由于对发音的影响,可能会成为一种方言语言现象。(储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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