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洋务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

“洋务”一词出现于鸦片战争时期，意为与外国人打交道。“外国人”是指来自海洋的外国人。

但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更多地使用“蛮夷”和“野蛮人”的概念，这反映了人们对西方的蔑视。1858年，《天津条约》中有一条特别规定，以后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官方文件中不得提及“夷”字。从此，中国人在提到外交事务时，都用“西化”而不是“洋务”。

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过程中，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对西方侵略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对外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1)西方列强来东方是为了贸易，而不是为了推翻清朝统治，所以可以与之妥协。(2)中国不打列强，是因为列强有新枪，中国应该购买制造。(3)应联合列强，共同镇压国内起义。比如？说：英国的“贸易野心”是一种“身体病痛”；俄罗斯的“侵占国家的野心”是“肘痛”；而“一波三折，又是心里的痛”。因此，应采取联诸葛亮、联吴抗曹的策略，联合各派势力消灭“毛拧”。这些人既不同于过去盲目排外的战争斗士，也不同于过去愚昧懦弱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名，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组织洋务，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是20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兴办洋务时，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官僚集团。他们以“自求富贵”为目标，以“师夷长技”为口号，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主张在中国兴办洋务。其在清朝中央政府的代表人物是易？文祥等人，地方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左、李鸿章以及后来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

洋务派

洋务派的基本思想是“外和伦敦，内自强”，即外“和”，内“变”。洋务派认为，当时中国不能对外作战，因为西方列强的大炮无敌，船电报飞得快，中国靠城墙和城门抵抗不了。如果战争爆发，“它会暂时获胜，但最终会失败”。所以要“和而不同”，“坚持一心，与邻为善”。洋务派也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自强是第一要务”。所谓自强，就是政治改革，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造兵器，练军队”。他们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对内镇压人民反抗，也有助于抵御外来侵略。

重大洋务活动

具体来说，洋务派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时局观：认识到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历史性变革”，努力抓住机遇。这是洋务思潮谋求富强的时代要求和理论基础。“今日东南海上千里，各国通商传国，往来自由，聚集各省京师腹地，并以杨陀和解之名，行阴淮吞灭之计，一国之患，各国之煽风点火，乃千年不遇之变。电报的速度是一千英里；军事和机械事务的本质是一百倍的费力；炮弹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水陆通衢，缺乏限制，千百年来从未强敌。外患的机会变化这么大，但我还是想让它合法。比如医生治病，不问是什么病，就用古代的方法投其所好，但从来没有效果。”(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派把鸦片战争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中国闭关锁国局面的打破称为“变”，认为这种“变”对中国有利有弊，可以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国的国情

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主张将这一变革视为中国由弱转强、由衰转盛的伟大转折。可见，洋务派的变革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对现实的客观认识和强烈的危机感。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正如当时的一些西方人所评论的那样，它表明洋务派“没有闭眼不看事实，也没有用盲目的骄傲把自己包裹起来”，而是“勇敢地承认变化了的环境，并努力适应它”。标志着洋务派真正突破“中国在天”的自欺欺人观念的开始，以世界的眼光观察中国立场的开始，对中国面临的险恶形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洋务派主张变中为法，变中为变，正是从“变”的观点出发。然而，他们倡导的变革是有限度和范围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一切都远超西方人，单靠火器是达不到的”。所以，应该改变的是火器，也就是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能改变的是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和孔孟之道。

江南制造局

(2)自强理念：学西方，制外国器，取其所长，夺其所倚。首先，冯桂芬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洋务自强的概念。他说，自强之道在于借鉴各国之富强，采纳西学，制造外器。“人之利器，是我之利器”，以及“刚开始要师从于法，然后要并驾齐驱，最后要迎头赶上”。后来，曾国藩、李鸿章、左、等。都有向西方学习以“抢占先机”的言论。这种“师夷长技”的理论，带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抵御外侮的动机，是洋务派鼓吹洋务的重要出发点。

宰相衙门

(3)求富观：“先富才能强”。洋务派的“求富”，首先是为了“求强”。洋务运动之初，洋务派的活动主要是“自强”，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的自强活动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建立军事工业需要大量资金。而战争赔款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巨额军费，已经让清政府财政破产，根本无法满足军事工业的资金需求。同时，现代军事工业不同于传统的小规模手工生产。它必须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需要其他产业来支撑。因此，洋务军事工业建立后，原材料、燃料、运输等各种困难重重。日益暴露出来，严重制约了军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要解决这些困难，只有通过建立民用工业。

洋务学堂兴办民用工业，也包含了“与外商争利”的目的。西方人普遍认识到，西方国家对繁荣的渴望是“工商业优先”；在外贸和洋货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既不能禁止洋货进来，也不能禁止国人使用。”为什么不效仿英国，制造自己的产品来“分享外商的利益”？因此，中国应该努力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洋务派中有人进一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兴衰是一个国家兴亡的关键，认为“先富后强”。郑明确表示，他将与外国展开商战。这些认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这说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的“谋财”思想中也包含着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思想。事实上，后来洋务派创办的一些民营企业或多或少起到了抵御经济侵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