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邵培仁：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实现教学融合(《传播学》邵培仁）

每到考研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写的书《传播学》就会被各大考研论坛的新闻传播板块广泛推荐。这本书已经出版了24年，总印数超过36万册，被全国270多所高校选为课程教材。与海外翻译教材难懂的语言相比，本书的精髓在于突出本土语境，挖掘传播思想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渊源。

邵培仁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试图在中国传播这个舶来品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培养一代又一代放眼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体人，这是他的学问。

家国情怀描绘中国底色

改革开放之初，邵培仁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当时国内传播盛行“西方中心主义”，大部分教材、教法、学术资料都是照搬西方的。然而，用西方的传播理念来讲述中国故事，可行且深远吗？课堂内外，邵培仁不时与教授、同学辩论。

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不断交锋后，邵培仁建议：“大家不要争论了，写一本交流书吧！”

1987年，邵培仁和他的同学戴元光、龚伟写的《传播学概要（试用本）》*出版。首次印刷5000册，获得广泛好评。次年，他们三人一起正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在这本书中，邵培仁阐述了西方传播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如《宋史》“贤道宜宽而不窄，能言之道宜开而不塞”，概括为“排气阀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光环效应”表现为“普通人贱而远之，但见扬子云路之貌不能动，故轻其书”；借助“鼓励苗”、“秦伯娶女儿”等典故，可以追溯古代的传播思想。据统计，邵培仁已经出版了6种国家级和省级教材。中国经典与西方传播学经典的交融，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触发更多的“共情点”。

邵培仁的中国情结源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单枪匹马擒敌的英雄事迹被编入淮海革命老区识字课本，对邵培仁影响很大。

多年来，邵培仁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传播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在中国传播学研究方面。他的“寻根”、“传播的接受观”、“传播的辩证论”等创新理论概念和模式，回答了传播如何中国化的基本命题。2001年，在他的带领下，创办了本土学术期刊《中国传媒报告》，开启了中国传播面向世界的一扇窗。今天，这份刊物已经发展成为展示海内外中国传播学者思想风貌、繁荣和推动中国传媒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阵地。

交叉研究重构学科版图

传播学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一种身份焦虑，中西方学者对它的判断不一，从跨学科、边缘学科到实践性、综合性学科都有。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领域，通信产业可以与其他产业融合。在发展本学科的同时赋能其他学科。”邵培仁说。对此，他率先提出了“跨学科”的思想，即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在教学中的融合。在其他学院的院长办公室也经常能看到邵培仁的身影。他从零开始，一步步跨界到不同的学科。他的勤奋探索还产生了《新闻传播学》 《经济传播学》 《教育传播学》 《政治传播学》等学术著作。这些在国内同领域的开创性成果，构建了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一整套学术框架。

更让邵培仁欣慰的是，大学课堂的“融合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在他的博士课上，经常会有学生激烈的讨论，有传播学、中国文学、美学、哲学专业的学生，甚至还有留学生。如果大家还不满意，邵老师就自掏腰包办个“学术午餐”。久而久之，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学术讨论。后来，扩大的“学术午餐会”还获得了浙江大学文化建设优秀成就奖。

在邵培仁的学术道路上，交叉、跨界、融合形成了一条不间断的主线。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他致力于媒介管理学的研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理论专著《媒介经营管理学》。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新兴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他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媒介地理学和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据统计，邵培仁在2009年至2018年国内新闻传播学科“H指数”和学术轨迹中均排名浙大第一。他的论文被引用超过14000次，每篇文章引用21.14次，被业内称为“千篇引用学者”。

“华莱坞”辟国际传播新路径

2021年，邵培仁主编的《好莱坞电影研究丛书》中有10余部图书被美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多家海外图书馆收藏。

“好莱坞”的理论命名最早是由中国邵培仁于2013年提出的。它是指中国人是电影制作的主体，汉语是基本的电影语言，中国事务是主要的电影题材，中国历史是重要的电影资源，使用了中国大中型电影的制作空间和生成环境。北京电影学院的胡志峰教授说：“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急需‘好莱坞’的概念来助推和加强。”

“好莱坞”一经提出，迅速发酵为学术研究的“现象级”理论。邵培仁带领团队深入浙江多个影视基地，从一线导演、编剧、演员那里获取了大量的产业数据，结合自己的研究，从概念层面制定了多个产业参考模型。比如关于好莱坞的中国古建筑美学，邵培仁提出要把人的心理体验和思维能力投射到建筑上。他从中国著名电影中的“门”和“檐”入手，详细阐述了古建筑如何在中国电影中实现寓意、意象和环境的统一。本文以风靡北美的中国电影为例，分析其背后的文化符号营销理论，寻求中国电影在文化上打开西方市场的“金钥匙”。

此外，邵培仁还提出了“亚洲传播”、“新世界媒介论”、“全人类传播”等理论和概念，进一步拓展了汉语传播国际研究的路径。为了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认识，他还提出了“整体全球化”的新学术话语，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人们可以看到，无论在传播学学科的哪个领域，都在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邵培仁的实践示范。来自浙江大学的青年学者林伟感叹，“邵培仁不仅名气大、成就高，而且以其优雅博大的胸怀，塑造了中国传播学派，甚至重构了世界传媒研究的学术版图。”

仁爱之心培育中国传媒人

“父亲给我取名培仁，是因为他想让我做一个善良的人，用仁来教育培养人才。”2018年，在第六届范景毅新闻教育奖颁奖典礼上，获奖的邵培仁感叹道。

学术方面，邵培仁是“严师”。他对学生的培养有自己的要求。无论你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只要收到录取通知书，你也会收到导师邵培仁的《录取测试通知书》。3354开学带两篇论文去报道。对于交上来的论文，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提出修改建议，并“喊回来”让学生修改。同时，“邵氏教育格言”3354的几句话是一

邵培仁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研究了30多所海外大学新闻系的教学计划，结合网络传播的时代特点，制定了以“宽、通、专”为特色的浙江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压缩了传统的新闻学课程，大幅增加了传播学、计算机和网络课程。邵培仁还创新性地提出了将青年教师的备课时数算作课时、对备课给予奖励等方法，使新方案中的新课顺利启动。在他的带领下，从杭州大学到浙江大学的学科培养体系相继建成。

在学术界，邵培仁尤其因关心学生和后辈而广受赞誉。他常说：“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自己的学生，像管理朋友的孩子一样管理自己的学生。“邵培仁经常带着他的学生一起爬山、看展览、逛园林。这是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教师和学徒席地而坐。在他的学生中，还流传着很多温暖的故事：哪个学生结婚会请邵老师做“证婚人”；有些弟子直到毕业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卡每个月总是比其他同学多几百元.

那就是学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邵培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培养了数百名硕士、博士、博士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长为媒体学术界和业界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的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贡献了力量。

《中国教育报》第七版2022年5月20日

作者：本报记者蒋一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