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姜实习生杨娜
近日，本报(www.thepaper.cn)报道了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青及其2009年博士论文的后记，引发舆论关注。在后记中，他讲述了自己原本是一个牛郎，从安徽潜山的一个小山村起家，最后考上了北京大学。
小清河的故事再次引发了网友关于“穷人家能不能生出贵子”的讨论。与肖清河类似，2017年从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毕业的黄也回忆了自己如何走出小山村，与命运抗争的经历，感动了一大批网友。
本报记者Www.thepaper.cn注意到，在网上关于“穷人家能否生贵子”的热议中，一篇由现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南大学社会调查与舆情研究中心主任董海军教授撰写的论文《成长的驱动与机会：底层苦难经历的自我民族志》进入了公众视野。
本文以社会学教授本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主题视角的自我叙述形式，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中心，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出发，关注自己的感受、思想和情感，进而通过个人民族志回答“穷人家能不能出贵子”的问题。
董海军在论文中认为，在底层家庭的背景下，物质限制的斗争、家庭的常规指令和体力劳动的规训，可以激发贫困家庭的孩子向上流动的欲望，通过控制他们的时间使用、精神磨砺和同理心获得他们的成长品格，接受社区文化的熏陶和结构时代的挑战，共同驱动贫困家庭的孩子穿越原生生活世界，实现阶层流动。
论文查询CNKI，发现这篇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核心，CSSCI期刊第7期，《中国青年研究》 2019。作者董海军也是湖南省妇女儿童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论文也是湖南省妇联2018年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01)。
据中南大学官网介绍，董海军2001年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湘潭师范学院)，获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董海军于2007年6月进入中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担任副教授。两年后成为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在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到江苏徐州沛县大屯镇任党委副书记。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受国家派遣出国留学，访问德州农工商大学；m大学。2015年9月起，董海军任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在上述论文中，董海军分章节论述了“家庭背景：因病致贫的家庭”、“穷人底层工作的成长效率”、“环境文化熏陶与结构性机会”。其中，作者从“物质限制的斗争”、“家庭的日常秩序”和“体力劳动的规训”三个方面分析了“贫困生活中底层劳动者的成长效率”。
董海军在文章中写道：“从家庭背景来看，有的人从小失去父母，有的人嘴里含着金汤匙。我觉得我的出身不好也不坏。我出生在70年代末湖南衡南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离镇上的步行道大约一个小时，离马路大约10公里。我的两个兄弟，我的祖父母和我未婚的叔叔住在一起。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大舅离家出走了，我至今没有他的消息。除了我爸上了初中，家里长辈‘一筐大字都不认识’，基本没上过学。我的母亲体弱多病，但我的父亲又高又能干。在20世纪80年代，他建造了前五个
这样的经济基础也决定了董海军节俭的生活习惯。他记得：“我在大学申请困难补助的时候，很复杂很现实地用了一句话：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灯泡。直到我用读博的兼职收入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才打破了这种局面。当然，申请中没有报道的是，为了节省电费，灯泡的功率还是极低的。除了春节期间在正房外用的100瓦灯泡，一般都是5瓦的灯泡，或者挂在两个房间中间门的上角，这样一个灯泡就可以照亮两个房间。”
董海军分析，“父母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外出享受打工经济。我家经济来源主要靠家庭农业工作，效益很低。对策无非就是进行内卷工作，租用村民转让的额外稻田。总之就是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我和弟弟自然成为主要的替代劳动力。现在回想起来，带着事后分析的味道，我觉得，穷人生活的物质束缚下的挣扎，家庭的常规指令，体力劳动的规训，促进了个人独立、自律、毅力、责任、勤奋、成熟的形成，驱使我控制自己的时间使用，磨炼自己的心智，与社会共情，实现了跨越原生生活世界的阶级流动。”
他在回顾父亲和爷爷奶奶的日常指示时也提到，“家庭和劳动让我很早就意识到，读书基本上是我走出低谷的唯一途径。山村里没有其他诱惑，读书和跳出农家大门的诱惑才是最大的动力。”
在董海军看来，“儿童在不良情境下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是有一个主观过程的。面临困境的行为选择有很多种。把困境单独归咎于社会，可能要么是外向反社会，要么是内向抑郁，要么是消极沉溺于声色犬马，也就是沉迷于农村的赌博。如果把困境单独归咎于村里条件，可能会随波逐流，或主张村里转型，或外出打工。如果把困境归咎于家庭或个人，很可能是为了改造自己寻找向上流动的机会。”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对个人成长有重要影响。社会结构理论一直强调宏观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影响，最重要的观点是个人能够获得或接触到的结构性机会，就像恢复高考制度提供的上升机会深刻影响了社会流动，也深刻影响了个人发展。”
然而，在董海军成功的求学和就业经历中，不乏偶然的“误打误撞”:“90年代上半期以前，中专毕业生能够‘分配工作’，而高中毕业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比例很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初中拔尖生的第一选择是报考中专。非常勤奋聪明的初中生，如果考上中专，毕业后大多被分配到乡镇或县城单位工作。但我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错过了中专，进了省重点高中县一中。”
在论文的最后，董海军总结道，“一般来说，个人的成功是嵌入在个人的努力和时局的结构性机遇中的，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决定的。穷孩子的成长也是如此，他们个人的努力更重要，意义更大。”
编辑：钟
校对：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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