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生：大学精神的栖居

作者舒生，一直在跋涉的文字匠，苏格拉底的信徒，王阳明思想研究者，哲学教育终生推广者。

作者的话

本文写于大学时代，如今重读，为自己当时思想的激愤、文笔的粗劣和道貌岸然的表达而汗颜。其中部分内容也是抄袭网上的，感谢那些我早已不知名的原创作者。今日更新，主要是为了留作纪念。

大学精神

我们为数不多的栖居之地

我高中时盼着上理想的大学，就是希望有天能在“道德文章，堪为师表”的大师们门下求教。有个故事一直感动着我。

话说有年北大开学，一位远道而来的学子带着沉甸甸的包裹去报到，由于路途长远，他的脸上掺出了汗。这时他见到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正走在路边，于是他走到老人面前，恳求老人帮他照看着行李，他好方便去报到。老人欣然应允，他回来后，老人还在那里等着他；谢过老人后他就走了。后来在开学典礼上，他惊讶地发现，坐在副校长席位的不就是那天帮他照看行李的那个老头吗？……他终于得之，那个帮他照看行李的老头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季羡林。

每每想起这个故事，季老的大师风范便会重现脑中。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动啊！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高中时想考上国内一流大学，完全没有想到前途或者是为虚荣心驱使，我的想法很单纯：我就想亲身感受大师们的人格魅力。

我想不只是我吧，莘莘学子都成有过这样纯净的念头吧。转眼自己成了大学的一份子，对大学的理解也不只停留在“大师”这一成层面上，但骨子里还渴望做个纯正的知识分子。不奢谈经天纬地，但一直梦想见到一群求知若渴的青年；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只为求知；但在世俗潮流面前，我感到自己落后了；为此我也狠批过自己——整天沉迷于求知有意思吗？但终究还是书生意气。

又转念一想，难道我们对大学精神的媚俗化就听之任之吗？

我们先来看看人们对大学精神的定义吧。所谓大学精神，即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所讲的大学精神是崇高的，进步的；应该说它表达了大学作为一个文明高级载体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和推崇。

尽管大学精神富于理想，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它并不是乌托邦，大学仍要立足于社会；它立足于社会，但不媚俗，它讲求实际，更加注重社会批判以促进社会发展，进而我们可以将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大学本兴起于欧洲中世纪，起初它们是一个个学术团体，而连接师生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学生对知识的求知欲；那时的团体主题很简单，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师生团体，即纯粹是由师生组成的团体。那时的大学主要是教育“文科七艺”，即由语法、修辞、逻辑组成的“三科”和由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组成的“四艺”，尽管它的教学仍流于简单浅显，但它们对以后大学精神却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欧洲中世纪黑暗重重，但这个时期的大学教育却相对自由，甚至可说使学问得到了神圣化的重视。它们随着时间的沉淀，终于形成了现代西方大学精神。

这个社会有一种超越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抽象的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希腊理性思维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西方大学精神。

和他们比较起来，我们的大学精神发展就晚多了，直到蔡元培当上北京大学校长后大学精神才得以形成。发展终归是个缓慢曲折的过程，欧洲的教育也历经破折才得以发展到今天可赞可叹的成就。民国时期的大学也随政治历经艰辛，环境之恶劣，人心之惶惶，等这些都让中国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但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们用铁的事实保住了大学精神，保住了这块几乎是现代尘世唯一的净地。

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富于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

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他还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这些思想不仅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同时也是大学精神的雏形。它们对后来的大学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蔡元培还有几分顾虑现实的话，陈寅恪的大学精神则更富于理想主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仅是他终生治学的信仰理念，同时也是大师所渴望的大学精神。可见的他们对于大学精神独立自由的呼唤是那多么的强烈。

在他们的活动生涯中，真正体现了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他们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还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实践者，越是艰苦卓绝的环境，他们越是要将理想实现下去，稍了解民国大学史的人都或多或少知晓这批坚定的理想主义教育家为大学的独立自由所作出的先锋贡献。

挥舞着大学精神大纛前行的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就充分体现出了强烈的自主精神。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了不少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担任教员，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当社会反动势力攻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要求解聘他们时，蔡元培总是顶住压力，挺身而出保护他们。在蔡元培等一代社会精英的精心培育下，北京大学形成浓厚的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氛围。这种精神氛围不仅影响了教师，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学生，“五四”运动的爆发正是这种精神氛围长期催化的结果。

大学精神还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在不知不觉中使深处其中的师生内化为个人品质，表现出与大学精神的内涵相一致的行为。因此，大学精神是大学抵御物质主义和世俗诱惑的盾牌，正因为大学具有出淤泥而不染，超凡脱俗的品质，才为世人所敬仰，才在世人心目中占据神圣的地位，也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条件。

但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大学还留着多少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呢？当教授不再安心研究学术，当学生对理想主义嗤之以鼻；当教育者在教育事务上没有发言权，当学生不再敬畏知识；当治学者皓首穷经而默默无闻，当学术文盲成了某某学院领导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精神从何谈起呢？

当年蔡元培把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扶上北大讲台，讲授印度哲学；讲坛这个青年就是著名的东方文化大师梁漱溟。当年傅斯年直接把一个海归青年学士聘为国学院四大导师，后来这位导师成了教授中的教授，他就是史学大家陈寅恪。当年胡适让一个数学为零分的学子有幸进入北大，后来这名学子不孚众望，成为了著名的教育家，他就是罗家伦。当年南京大学会受聘一个忤逆的“三不来教授”，他就是著名的经文学家黄侃。这样的现象在那时还有很多，为何这些事迹现在我们只能在书本上或者坊间传闻里了解到，而不是在我们校园里听到类似的感人事迹呢？

难道这只是历史的巧合吗？不，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只是他们慧眼识英才，追求独立自由，不拘一格揽人才的大学精神的结果；更是这批懂教育的知识分子在祖国风雨飘摇的大地上争取学术自由，捍卫大学独立精神的结果。

民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如此可歌可敬，现在的知识分子却在商业化浪潮或者在对领导的唯唯诺诺中不知不觉退去了神圣的光环，一部分教授学者自甘堕落，不但对大学精神漠不关心，甚至还对什么社会热门现象趋之如骛，仿佛研究得不热门，他们就对不起天下黎民百姓一样，要是真为天下苍生着想都还好，可惜他们的研究就是忽悠文字，简直是以冗长和没有思想为荣。真是恬不知耻。

这样下去，谁还瞧得起这些投机取巧者。远的不说，就我身边的同学来说，他们一说起现在的教授啊，博导啊什么的要么是不怀敬意的呶呶嘴，更偏激的便不免大骂一通，露出鄙视的眼神，竭尽嘲讽之能。看他们的样子我怀疑现在的教授博导是否比农民商贩更受欢迎些，这能完全怪我们学生的无知吗？

大学本是知识圣地，一旦知识被尘封在图书馆和档案室止步不前，它的圣神光环就退去了。看看我们的学生都在干些什么吧，他们的求知越来越势利，对学术和个人修养漠不关心，他们的目光紧紧盯在找一份好的工作上。写些论文就是东拼西凑，有些大学生甚至在网上照原文打印出来交上去了事。出国留学不是为了他们的学识修养，而是为了镀金回来好进福利丰厚的公司部门；进书店紧盯着处世哲学，心灵鸡汤，中华智慧之类的书看，生怕自己交际不广遭人诟病；说是过了英语四六级好找工作，他们不假思索地把高难度但于心于身都没用处的证书拿到了……这些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变得那么势利呢？原因很多，限于文字，我不深究下去，我只想说出最根本的一点，即物质主义甚嚣尘上，它对我们的荼毒太深了。幼稚，热爱青春享乐的大学生深受其害。

如果非这样下去不可，还不如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师生团体吧！我不反对对物质的追求，但作为大学，决不能丢掉理想主义、真理和人文情怀；尤其是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多少胸怀抱负的大学生最后的沉寂甚至走向堕落的地步。

是什么让他们甘于在媚俗的尘世中泯灭呢？真正的大学不正如蔡元培说的是“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吗？而要做到“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没有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是难以实现的。

大学精神对大学生存与发展的作用犹如人的精神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一样，没有了精神，大学便失去了生气，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最终也将走入穷途末路。精神使大学敢于迎难而上，敢于挑战强权，敢于捍卫正义，敢于领时代所先。正因为大学拥有了学术精神，大学才成为知识的源泉，学问的中心；正因为大学拥有了人文精神，大学才拥有了正义与正气，而那份纯朴的人文精神，将会是我们社会最耀眼的光芒所在。

而又有多少大师和学子需要匍匐在它的怀里汲取芬芳的甘霖，以找到人生的真谛呢？